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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治理,浙江谋“三借”

时间:2019-01-26 10:02阅读:

  本报记者蒋文龙 朱海洋

  过去,为实现乡村稳定,许多地方更多强调属地管理,全能政府的色彩较为浓重。新时代里,中央提出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,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全面转型。相比城市,乡村基础薄弱、环境复杂,对此,不少地区存有疑虑:乡村治理就像个大箩筐,啥都能往里装,看似载体到处有,可真正有效的抓手在哪里?

  一直以来,浙江农民收入领跑全国,农村经济风生水起,如何解决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众多新问题?记者采访发现,浙江通过借贤,让新乡贤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,再通过借势,让“枫桥经验”“后陈经验”“两山论断”等历久弥新,发挥更大价值,最后通过借网,运用信息技术完善基层治理的数字革新,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。在前期实践中,“三借”已开始凸显成效。

  借贤:新乡贤渐成主角

  G20杭州峰会指定用茶“缙云黄茶”,来自三溪;村里所产的矿泉水,入驻美国芝加哥航空头等舱;几年间,“丽水市最美乡村”“浙江十大美丽乡村”“全国民主法治村”等一连串荣誉接踵而至……一无耕地、二无特色产业、三无财政拨款的三溪村,“逆袭”成了缙云县的明星村。

  要问有啥奥秘?三溪村党委书记吴明军答:全靠党建,不等不靠,仰仗乡贤。三溪四面环山,过去为求生存,许多村民外出打工,吴明军也是其中之一。从事建材生意的他,年入百万,正当事业风生水起,却回乡当起了村书记。

  吴明军深知“走出去”的乡贤个个都是能人,于是抓牢这支队伍不放,专门成立了乡村文明促进会,不仅筹资,还筹智、筹服务、筹治理,将乡贤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在他带领下,许多乡贤投身家乡建设:7位一同长大的姐妹相约在村里义务种植玉兰花,有了“玉兰七姐妹”之称;在上海经营服装生意的吴耀东,被聘为乡贤调解员后,经常自掏路费回村调解。

  在丽水,只要品行好、有声望、有影响、有能力,又热衷公益事业、热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,不管是本地人士,还是新丽水人,一概被视作“新乡贤”。2018年5月,市委专门出台工作意见,要求各地组建各种载体,让更多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、引领乡风文明等。

  嘉兴下辖的桐乡市,早在2013年,就以自治、法治、德治“三治融合”为手段,开展社会治理创新实践。当时,高桥街道的越丰村一马当先,相继成立道德评判团、法律服务团、百事服务团三个平台,并发展百姓议事会、乡贤参事会两个载体,探索“大事一起干,好坏大家判,事事有人管”的良好社会治理格局。

  在这些平台和载体中,既有常住村民,也有党员代表、村民代表、道德模范代表等,还有老干部、复退军人、企业家、教育科研人员等,大家发挥自身优势,各尽其能。

  桐乡的做法很快被推广至全省各地。如今,“乡贤文化”在浙江蔚然成风,新乡贤这支不领薪水的编外队伍,往往源于群众,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群众威望,对政策法规和群众呼声两头吃透,处理事情既合情又合法,使大量发展中的棘手问题得以顺利解决,成了乡村治理的新主角。

  借势:“老经验”历久弥新

  “这么多年来,就没有发生过一起上访事件,矛盾不出村,早早就地化解。”说起这事,骆根土满脸自豪,“在咱们村,有法可循的依法办,无法可循的,就由村民商量干。”

  骆根土是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的村委会主任。在全镇,所有村、社区都建立了自己的村规民约,事情一起干,好坏大家议。大伙遇到问题、发生纠纷,不是先急着投诉、举报、上法院,而是找到杨光照的“老杨调解中心”评评理。

  自2010年以来,该中心累计调解矛盾纠纷1700余起,群众百分百满意。

  上世纪60年代初,依靠发动群众,就地化解矛盾,坚持矛盾不上交,实现了“捕人少,治安好”,“枫桥经验”由此诞生。如今,半个世纪过去了,“枫桥经验”并未褪色,反而内涵更为丰富:正从过去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、维护治安稳定,拓展到防范化解各领域的安全风险,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、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重要法宝。

  同样历久弥新,还有来自武义县的“后陈经验”。2004年6月18日,后陈村建立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,此后,这项“治村之计”上升为“治国之策”。15年来,“后陈经验”蕴含的改革火种成燎原之势,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,后陈也一直保持着村干部“零违纪”、村民上访“零记录”、工程“零投诉”、不合规支出“零入账”的记录,村集体经济增长了41倍,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两番。

  在浙江乡村,不是就治理谈治理,而是与经济发展充分结合、相辅相成。一方面,村庄善治为产业兴旺提供优良环境,另一方面,钱袋子鼓了以后,又倒逼治理能力的提升。在这方面,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安吉县的“余村经验”。

  2005年,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余村调研时,首次提出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科学论断。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,余村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,依托土地、矿山、竹林等集体资产,村里成立“两山”旅游公司,集体经济收入和村民人均收入分别由2005年的91万元、8732元,增加到2017年的410万元、41358元。

  村庄富裕后,余村为村民提供普惠的托底公共服务,实现劳动就业、卫生服务、养老保险等13项公共服务全覆盖。如今,大到项目建设资金支出凭证,小到购买办公用品原始票据,村民在家里通过电视机就可随时查看,但凡遇到重大决策,村里也有一套广泛参与的民主制度。

  借网:提高治理效率

  龙游县东华街道的张王村,曾是个远近闻名的“上访村”,但2018年竟一举摘得“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”,三年内,从未发生过一起上访事件。说到这事,还得归功于村党支部书记袁平华。为了化解矛盾,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“外村人”,专门设计出一个信息管理平台。

  袁平华有着多年的协警经历,调解矛盾自有一套,但自从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后,他就发现,之所以干群关系会紧张,主要症结还在于村里的财务、事务不够公开。能不能把这些都搬到网上?袁平华把设想告诉了一位做编程的朋友。

  没想到,这一设想还真成了现实。3个月后,张王村的村级事务信息管理平台正式上线,袁平华将其取名“村情通”。这下好了,民政、妇联、残联、团委等各条线的扶助项目都上了平台,村民可用手机在线申请,谁家有补贴,谁家没补贴,一目了然。

  张王村的做法很快引起了县里的高度重视。2017年开始,龙游向全县推广“龙游通”,形成党建、平安、管理、服务、信用等五大体系,覆盖全县262个建制村,农村群众关注超过20万人,占全县农村人口七成多。

  “村情通”之所以能够从草根创新,一跃成为便民“神器”,根本原因还在于顺应新时代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鲜明导向,这也符合浙江所大力推行的基层治理体系“四个平台”建设要求。

  2016年底,为了让更多资源向乡镇倾斜、向村级延伸,使职权、力量等围着问题转、贴牢一线干,浙江对乡镇(街道)和部门派驻机构承担的职能相近、职责交叉和协作密切的日常管理服务事务进行整合,形成综治工作、市场监管、综合执法、便民服务4个功能性工作平台,并将这项工作纳入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整体推进,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,让百姓办事更方便。

  与此同时,浙江又整合优化原有网格,通过嫁接信息技术手段,接入平安建设信息系统网、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和综治视联网等,让这些网充当数据库、瞭望台和调度室,大大缩短了信息收集上报和任务指令下达的时间,使得每个事件都能实现可跟踪、可督办、可追责。

  记者了解到,目前,浙江正继续加快推进数据共享应用,实现从“最多跑一次”到“一次都不跑”,打造面向未来的“智慧政府”。根据省委、省政府制订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计划,今后五年内,浙江还将打造一万个善治示范村,推动“三治融合”模式向纵深发展,变“盆景”为“风景”,聚“风景”为“全景”。

责任编辑:刘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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